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关于“八荣八耻”的重要谈话，抓住了促进党风政风进一步好转的根本，在全国激起了强烈反响。从目前各党政机关采取的措施来看，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地都想到了教育：比如在中央纪检监察机关举行的座谈会上（3月21日新华网）以及中组部日前发出的通知中（3月21日《广州日报》），都把“加强教育”作为官员落实“八荣八耻”最重要的一项措施。
加强教育重不重要呢？当然重要。但这是不是就是问题的全部关键呢？我却有一点不同看法。道理很简单，总书记的概括固然是高屋建瓴，振聋发聩，但“八荣八耻”的内涵应该说都是常识。一个人能够过关斩将，跻身于党政官员之列，对这些“荣、耻”早就应该了然于胸，不至于像小学生似的要等教育之后才能明白。但从目前的“党风政风”的情况看，他们做得并不好。
答案也许应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当中去寻找。学术界公认，和西方的“罪感文化”不同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“耻感文化”。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，人生来就有“原罪”，个人直接面对上帝，直接体验自己的良心感受，道德约束是内在的。而中国的“耻感文化”则强调外在的约束力，罪错暴露，受到了他人的谴责与惩罚，才会产生心理压力。假如罪错不为人知，那么也就会满不在乎，悠然自得。
“耻感文化”深深地渗透于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。我们看到，从《水浒传》中的一百单八将到金庸笔下形形色色的各路豪杰，在关键时刻，他们口中往往会吐出同一句话——我要是如何如何（或者相反），“岂不被天下英雄耻笑？”——至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，他们考虑的倒不是很多。概括地说，耻感文化中的个人，其所作所为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的、社会的评价，以受人赞许为荣，以受人贬斥、嘲笑为耻，并由此决定自己的行为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总书记提出的“八荣八耻”能不能化为官员的行动指南，关键取决于官员的行为能不能为公众所知！这就必须要求限制官员们的隐私权。如果官员们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处于公众的注视之下，都可能受到公共舆论的赞许或者批评，那他们的行为就会可能会谨慎得多，就可能更接近“八荣八耻”的要求，反之就会肆无忌惮得多。
也许有人会说，难道官员和官员之间就不会相互监督吗？应该承认官员之间的相互监督也是存在的，但同时更应该指出的是，由于腐败的泛滥和长期化，在一些地方官员们的小圈子里，“荣、耻”的标准完全是颠倒的，比如有的官员原本没有情人，后来发现相互交往的同僚们人人都有情人，便为了避免被嘲笑就也找一个情人。诸如此类的事情频频见诸报端，早就不算什么新闻了。所以单纯依靠官员们之间的相互评价是不行的，必须要引入社会公众的评价。
此外，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，官员作为“公众人物”，其隐私权本来就是应该受到限制的。可惜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，这一点始终未能以法律的形式得到确认。
要让官员践行“八荣八耻”，就要充分利用“耻感文化”，让社会公众来参与监督评价官员的行为。马克思曾说过：“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”，可以预期，社会舆论和公众评价的压力将会有效唤起官员们的这种“内向愤怒”，并使这种“愤怒”指向他们自己的不良行为，进而使他们的行为变得对社会和公众更有利一些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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