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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辱观是一个文化层面上的问题，反映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品质，也是基本的道德观。二者辩证地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，而且互相转化。比如司马迁，遭遇的宫刑，不啻奇耻大辱，但他没有自暴自弃，而是发愤著书，终于成就一部千古绝唱——《史记》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大骄傲。对他，后人谁敢小瞧呢？分明在我们面前矗立了一座由辱变荣的丰碑。由此看来，受辱毕竟是不光彩的事情，但如果用发展的眼光看待，受辱却不一定就是坏事，关键看受辱之后怎么办？是一蹶不振还是逆境中奋起，是心系天下还是只有一己之私。再比如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汪精卫，曾身居要职，一呼百应，何等荣耀！然而，却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声所吓倒，成为危害祖国，有辱中华民族的一大汉奸，走上了卖国求荣的道路，终为人民所不齿，被历史钉在了耻辱柱上。
无论由辱变荣还是由荣变辱，左右这种变化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一个人的人生观。荣辱观和人生观是紧密相连的，可以说，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荣辱观。
不容忽视的是，荣辱观与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，二者是树与风的关系。在狂风面前，一棵孤树常常是无能为力的，正所谓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，甚至最终落得个“以孤羊投群狼”的下场。只有众树形成合力，争先恐后地向上猛长，才能以铜墙铁壁之势，阻挡住狂风的侵扰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不难看到，许多本来知荣辱、有良知的人，竟然被歪风邪气吹刮得晕头转向，以至于迷失了做人的正确方向，陷入随波逐流、唯利是图的境地。古人言，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”，然而，那些大款、暴发户等腰缠万贯者就知书达理吗？“财大气粗”这四个字既反映了社会上许多人对他们的盲目羡慕，也是对他们中一些人蛮不讲理、不知荣辱、横行无忌的真实写照。因此，“仓廪实”只是“知礼节”的重要条件之一，但不起决定性的作用。一个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不能等同于他树立了正确的荣辱观。这里还有一个社会大环境的问题。胡锦涛总书记“八荣八耻”的提出，就为在社会大环境里形成正确的荣辱观提供了强大的导向。当然，要形成一个知荣辱的社会大环境，还需要每个社会成员严以律己，作出不懈的努力。风清、树静，方为和谐。
在荣辱观的问题上，每个人既是受教育者，也是受益者，对青少年来说尤其如此。荣辱观是实现民族昌盛，促进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。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，是传承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，是荣辱观教育的主要对象。青少年能否树立正确的荣辱观，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和民族的振兴。青少年是未来社会的主体，理所当然地也就成为荣辱观受益的主体，所以，就此角度而言，对他们进行荣辱观教育是为了使他们今后的生活更加美好和谐。为此，笔者认为，荣辱观教育应该走进校园，成为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并在条件成熟时，通过建章立制，形成一套荣辱观教育的长效机制，使其在校园里生根、开花，代代相传。以其旺盛的生命力，在新世纪，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焕发出夺目的光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