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望人生  无怨无悔

——张桂梅先进事迹报告材料之一

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兼儿童之家福利院院长  张桂梅

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同志们、朋友们：

我叫张桂梅，从小跟随姐姐从东北支边来到云南，1990年毕业于丽江教育学院。我和丈夫同在大理市喜洲区一中任教，我们俩都热爱生活，热爱事业。正当我沉浸在甜蜜、美满的生活中时，不幸却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——1995年2月24日，丈夫身患癌症医治无效离我而去，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。

好心的同事劝我说：“张老师，你这段生活应该画上一个句号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吧！”为了摆脱让我触景生情、伤感悲痛的环境，我决定调离大理，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工作。1996年8月，我调到了丽江市华坪县中心中学工作。

新的环境赋予了我新的生命。到了华坪中心中学后，我承担了四个毕业班的政治课教学。当我在新的环境中竭心尽力，努力工作时，不幸却再一次降临到我的头上。1997年4月，我身体消瘦得特别快，脸也特别地黑，肚子却越来越大，硬硬的，摸上去像块石头，疼痛难忍。去医院检查，结果吓了我一跳，肚子里长了个像五个月娃娃那么大的一个肿瘤。医生要求我马上住院治疗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但是，我承担着四个毕业班的教学工作，再过几个月他们就要参加全省中考。一边是学生的前途，不容闪失；一边是自己的生命，危在旦夕！面对两难的抉择，我该怎么办？当初为了救治丈夫，我已把家里能值钱的东西都卖了，面对家庭破碎和累累负债，我曾无可奈何，坐在昆明邮局的长话大厅里，因孤苦无助而失声痛哭。如今，厄运再次降临，叫我如何是好？我整整哭了一夜。老天啊！你怎么就对我这样不公平，怎么把那么多的不幸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？少年丧母、青年丧父、中年丧夫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我已极度的不完整了，难道就不能允许我有一个健康之躯，为教育事业多做点贡献吗？最终，我作出了抉择：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不能把即将参加中考的学生扔下！我默默地把医生检验的结果揣入了怀里，赶回了学校。

我每天坚持6点起床督促学生们起床，看着他们出早操；晚上常常批改作业、备课到深夜。我努力地坚持工作着，但身体的状况却越来越糟，连走路都越来越困难，有时甚至痛得连气都喘不过来。

有一次，我去上课，上课的铃声还没有响，几个学生在踢罐头盒子玩。突然，罐头盒子向我飞来，我无力躲闪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打到了我的腿上。当时我就瘫软在了地上，爬也爬不起来。学生吓得赶紧把我扶起来，急切地对我说：“老师，对不起！我们把您送回宿舍吧！”我说：“不用了，把我扶进教室，我们把这节课讲完”。就这样，我强忍着病痛的折磨，一直坚持到了7月24号，把学生送进考场才住进了医院做手术。手术后，医生对我姐姐说：“你有一个坚强的妹妹，常人无法想象她是怎样熬过疼痛这一关的——她腹腔的器官全都移了位，肠子粘连贴在了后壁上。”等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，医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张老师，事业是大家的，生命是自己的，请你今后多保重。”面对这位好心医生的叮嘱，我轻轻地点了点头。她接着说：“要注意休息，一定要调养半年后才能工作。”医生的再三叮嘱，让我更加了解了自己病情的严重性，也使我想到了康有为先生的一句话：“是学者，死也应该死在讲台上。”所以，在手术后的第24天，我就从昆明匆匆赶回华坪，到新成立的民族中学任教。

我接手那个班的学生大多数是傈僳族、彝族等少数民族。他们家庭贫困，生活懒散，没有时间观念，文化基础差。在全县初二统考中，全班的成绩都不太理想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怎么办？我经过冷静思考后，制定了两条措施：一是整顿他们的生活、学习秩序，二是激励他们在学习中保持拼搏向上的精神。在我的耐心引导下，他们逐渐养成了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，学习也有了很大进步。

班上有个来自永兴乡的小姑娘，身上的衣服很少换洗，性格内向，总是呆呆地坐在座位上，经常发出长长的叹息声。她的各科成绩都不及格，在她身上看不到少女的活泼与快乐。于是我把她叫到我的宿舍里，与她促膝谈心。她流着眼泪说：“我爸爸也是一名老师，但因病早已去世，母亲一个人苦苦支撑着我们兄弟姐妹生活，真不知今后怎么办？”听到这种情况，我鼓励她要敢于战胜困难，并马上翻箱倒柜给她找了两套衣服，还把丈夫最后一次给我买的衬衣拿出来给她穿上，帮她交了书费。她激动地说：“张老师，你就是我的妈妈！”

通过努力，我接替的两门学科考试成绩都挤进了全县前列。更可喜的是，我教的三名学生参加全省语文竞赛，有两名获奖：一个是一等奖，另一个是二等奖。另外三名学生参加全国物理竞赛：一个获得二等奖，另外两个获得三等奖。

由于过度劳累，我的病复发了，肿瘤长得特别快，疼得我大汗淋漓。为了不影响学生们的学习，我仍然坚持在三尺讲台上，几次晕倒在教室里。学生们知道我的病复发了，他们哭着说：“是我们把你累病的。第一次见到你，听你讲第一节课时，你是那么年轻，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！”孩子们再也说不下去了。我说：“坚强些，老师绝不会死的，也绝不会离开你们，请相信我。”他们学着我的样子，有病也不休息，照常上课。多么可爱的孩子啊，是他们给了我企盼，给了我生命的火花。我一直坚持到中考结束，才去昆明做了第二次手术。

说句实在话，当年调到华坪这个山区小县来，我只是为了逃避一种情感，打算在深山里了却残生。是大山深处善良的百姓和勤学的孩子，激励我克服疾病重症和家庭不幸，坚持在山区为民族教育事业尽一点微薄之力。记得我曾经历过这样一次揪心的场面：一位傈僳族学生的家长来为孩子交书费，他伸出黑瘦的大手，将一大把一毛两毛的钞票放在我的桌子上，满是皱纹的脸含着笑说：“就这些了啊，有了钱我还会送来。”我看看这位兄长一般的男子，再看看他身边背着书包，脸蛋黝黑的小姑娘，她那一双清澈晶莹的眼睛里充满着求知的渴望。我的心被深深触动。在那一刻，我看到了山区群众对教育的企盼，更想到了人民教师的神圣职责。

各级领导和同事的关爱唤起了我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。县政协委员来学校视察，校长在汇报工作时，介绍了我的情况，所有委员起立向我三鞠躬，表示他们由衷的敬意，并当场为我捐款6230元。华坪县第八次妇代会的全体代表和县里的领导也为我捐款6043元。那个动人的场面，至今记忆犹新。200多人的会议大厅里，叽叽喳喳的声音，有人说：“你应该留点车票钱。”那个说：“不留了，全部捐了吧。”又有人说：“你这钱不是给娃娃买衣服的吗？”那个说：“不买了。”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把钱送到了妇联主席面前，这到底是在干什么？我向周围的几位代表打听，可谁都不说，我真着急了，因为我没带钱，便去借钱。此时，团长告诉我说：“张老师，大家在为你捐钱，希望你好好治病。”听到此，我的眼泪夺目而出。病无情，人有情，这是多好的姐妹啊！

我手捧着这10000多元钱，祈求苍天多给我留点时间，为大山深处做点什么。我的潜意识告诉我：你不能死！我也郑重地告诉自己：一定要用我的有生之年，去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，报答这片深情的土地！

有一次，我去文乐乡，看到半山坡上有一座新建的土房和它的女主人。她是一个衣衫破旧的农村妇女。虽然住上了新房，可她仍显得心事重重。一问之下才知道因为山体滑坡，她家房屋被冲走了，各级政府凑钱给她盖了这么座新房。她也借了些钱，自己又是残废，她是为了自己的债务，为了孩子读书和生活的费用发愁啊。她对我说：“不怕你笑话我，我连买卫生纸的钱都没有。”听后我也没有多想，就说：“孩子我背走，你自己找点活干还还债，你什么时候有能力扶养这孩子，又再接回来。”我这一激动，就把孩子背出了大山。当时自己也没有多想，只不过多养一个孩子而已，自己多辛苦一点罢了。没想到这孩子的生活习惯不好，而且非常的调皮。在学校经常捡垃圾吃，老师也经常来告状。我在学校上完课还得跑到他在的小学去监督他，使我疲惫不堪。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每天早上给他带点零花钱。没想到，他把这钱给别的小朋友买东西吃，自己还是捡垃圾吃。实在没办法，我只好把这孩子送到医院检查，结果是肺结核。当时，我真有点后悔了，这不是自己多事吗！可是回过头来看看这小男孩，那天真可爱的样子，我的后悔瞬间就无影无踪了。于是，我什么也没再多想，向同事借了点钱，给他打针吃药，把病给他治愈了。两年后他妈妈来找我，告诉我她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，这孩子才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。

在我抚养的几个贫困学生当中，有一个是彝族搬迁户的儿子，这个学生家里很穷，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：“我不想读书了。”我问他为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妈妈说了，只供我读书，就不让我妹妹读了。我妹妹成绩好，我想让她读书。”听完后，我让他把我带到了他家。一进院子，我的眼泪就淌了下来，家里连个围墙都没有。就一间小土屋，屋里屋外全是泥巴地，在地上挖个坑就是灶；猪圈、鸡圈全没有；一张床上乱糟糟的，看不出哪是棉絮。他妈妈把我让进屋里，我不知该往哪儿坐。他爸爸也是一脸病容，面对这样的一个家，我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是觉得对孩子关心不够，心里惭愧极了。最后，我们达成了协议，小女孩的初中到民中读，由我一直供她到高中毕业。小女孩可以读书了，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。但后面的日子可就艰难了，几个孩子读初中的费用我还可以支撑，可到她读高中，我才知道这费用不是开玩笑的，一开学就得拿出千把块。我开始尝到供一个高中生的困难。可是，为了这几个孩子能够完成学业，尽管弄得自己省吃俭用，手边常常连三五块的零用钱都拿不出来，但我还是没有放弃，也没有在供养的孩子们面前叫过一声苦，说过一声难。现在这个女孩已读大二了，她的哥哥也已经大学毕业。前段时间我又去了他们家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屋里屋外都打了水泥地不说，还有了铁门、电视机、沙发，连灶都镶上了瓷砖，还添置了好几件农用机械。他爸爸那一脸病容也消失了。几年之内变化这么快，我确实十分惊讶。他们张罗着要为我杀猪，我急忙说：“别杀了，快坐下来给我讲讲这几年是怎么过的吧。”男主人说：“那时候我当兵回来，是个伤残，年年发病，不能干活，家里又穷，弄得什么心思都没有了，人也越来越懒，生活自然好不起来。自从你供我女儿上初中后，家里宽松许多，后来政府给我安排了工作，我们一家人就有了奔头。后来又听说你也有病，而且供的不仅是我女儿一个学生，我们心里很难过，就决心要自己努力，早日脱贫。通过苦干，这几年来生活好多了，病也不复发了。”听了这些朴实的话语，我太高兴了，这几年的苦没有白受，真的是值啊！

2003年，我送走过一个特殊的班级。这个班多数学科都频繁换过老师。初三了，我又来接替他们的语文和政治，并担任班主任。可我接管了二十多天后，就出去开会了。后来有组织上安排的各种活动，这一走就是半年，一直到下学期的3月10号才回来。这时，离中考只有四个月的时间。由于该班的班风较差，学生有的转走，有的留级，有些男孩晚上还在网吧过夜，大家对这个班都没有信心了。我当时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走上讲台。可是那一刻，孩子们欢呼起来。看到孩子们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睛，我知道，他们是对我充满了信心啊，我不由得对自己那试试看的态度感到了羞愧。

我立刻进山找回那些不读书的学生，把留级的学生也找了回来。学校领导一边给各科老师做工作，一边给这个班的学生开会鼓劲，学生们一下精神大振，班风和学风都有所好转。但玩游戏机的学生管不住自己，晚上还是跑出去玩。我心急如焚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我采取了不是办法的办法，把行李搬进了男孩子的宿舍。学生们惊叫了起来，有的学生说：“你不会来睡吧，只是吓唬吓唬我们吧。”我说：“试试看嘛！”就这样，我和32个男孩子住在了一起。

早上，我六点起床，叫孩子们起床做早操；晚上，我把女孩子的宿舍检查完后才来到男生宿舍，这时男孩子已经躺下，我就一张床一张床地查点人数，清点够了我才躺下，与他们一起用轻松的语气聊聊白天的功课和其它话题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说声“睡觉！”宿舍里就听不见声音了，一会儿就只有梦话声、打鼾声。这样几天下来，他们都说，就像在家里一样，有个妈妈和他们住在一起。因为晚上有我堵门，他们无法走出这间教室去泡网吧，觉睡踏实了，精神充足了，也就保证了上课的效果，成绩提高得很快。

可是，只有我自己才知道，住在男生宿舍里的这几个月，我是怎样熬过来的。那个季节华坪每天气温都在三十度以上。一到下午，我就不敢喝水，怕自己晚上起夜，怕他们趁此机会溜出去。晚上，男孩子们的鼾声、梦话声和臭脚味常常使我睡不好觉，第二天就头疼头晕，浑身无力；早上，我得比他们起得更早，和学生们一起跑步，还要备课、上课、批改作业，极度紧张的时间安排使我经常处于疲于奔命之中，常常忘记了洗脸，还养成了白天穿什么晚上就穿什么睡觉的习惯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很快乐，因为我的辛劳没有白费，这个班在中考时取得了好成绩，有22个同学考到500分以上，这在当初，是没有人敢想象的。

这些年来，我的病情反复发作。2002年春复查时，发现肺部也有了病灶。但我一直带病坚持工作，两次大的手术都是在放假期间完成的，没有因为有病耽误过一节课。为了感恩这片土地，我舍生忘死地去干。现在，我觉得推着我往前走的已经不仅仅是感恩，而是一种责任和追求，是一种热爱和信念。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，为我注入了生命的活力，撑起了我奋斗的风帆。

从2001年起，我一边在县民族中学教书，一边义务管理着华坪儿童之家50多个孤儿的衣食住行。儿童之家是由政府和一家华侨基金会签约办的，房子和工作人员工资由政府负责，而孩子们的生活费是向社会募捐的，我是义务担任院长。

我根本没想到教育孤儿会这么难，那并不仅仅是给他们一个地方住，让他们吃饱穿暖那么简单。刚建院的时候，第一天就收了36个孤儿，从两岁一直到12岁，年龄相差这么大，满院子哭声震天，哭闹得左右邻居睡不着觉，哭得院里的老人直朝着我骂。

我努力与孩子们培养感情，细心地照顾他们。可是孩子们多数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。我给他们洗澡，他们一边哭一边用民族话骂我是猪，这样就变成了我说我的，他们说他们的。初来的时候，他们的卫生习惯很差，每个人的头上都有我多年看不见的东西——虱子。他们还不会上卫生间，大小便满院子都是，床上也是，有的裤子里也是，我和工作人员洗得连饭都不想吃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刚刚睡着，就听到有人大喊：“来鬼了。”我吓了一跳，硬着头皮跑到这间宿舍里，看见地上吐了一堆饭菜，味道特别难闻。我就问他们：“鬼在哪里？”孩子们七嘴八舌地指着一个孩子说：“他妈妈来找他了，因为他妈妈就是这么死的。”我二话没说，抱着那个孩子跑到医院，医生说：“吃多了，吐出来就好了。”打了针，开了药，我把孩子带回来，从此再也没有人说来鬼了。

有一段时间,我兜里的钱经常不翼而飞,儿童之家里经常有孩子争吵、打架，管理难度非常大。有一天我去山上家访，下午回到儿童之家，看到地上乱扔着的木棒，分明是一个刚刚结束的战斗场面，只听他们跟我说：是民中的男老师给拉开的。我心里沉甸甸的，这帮孩子要不是集中养育，将来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。我想，我一定把他们教育好，让孩子们健康成长，给他们一个与其他孩子公平竞争的机会。

可是要让孩子们一下子改变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是不容易的。有一个小男孩，父亲的死亡给他留下了阴影，使他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偏执和仇恨。他用石头把卫生间堵死；把拖把放在卫生间的门上，你一开门，拖把就会砸在你的头上；把尿尿在水桶里；在学校拿小石头从楼下往楼上打，专门打初三女孩子的头……后来，他的班主任火了，专门让学生去捡了一大堆的石头，要他从山上往山沟里扔，扔不完不许休息，说是让他扔个够。他胳膊都扔麻了，汗水大颗大颗往下掉，他也不哭。班主任找到了我，把他送到了我的面前，说这孩子太难管了，让我处理。我也很恼火，想痛骂他一顿，但话到了嘴边却没有说出来，因为他一见着我就哭了。我心里一下子就热了，孩子真的把我当成家长了，用眼泪诉说着他的委屈。我只说了一句：“跟我回家。”回到孤儿院后，我让他洗澡换衣服，安顿他睡下，什么话也没再说他。以后，他变得乖多了。

可是没过多久，和他同宿舍一个小男孩的的二十元钱不翼而飞，哭着来找我要钱。我猜想这钱肯定是那个丢石头的孩子拿的。我悄悄地把他叫到了我屋里，心平气和地问他：“你还记得家里过去的一切吗？”他说：“还记得。”“那你还认为你的爸爸对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对。”“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做呢？你不能把所有的怨气撒在无辜的人身上，社会没有遗弃你，对你是公平的，你说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钱是我拿的，我错了。”我问他：“那钱呢？”“花完了。”我们默默地看了几分钟，我从兜里掏出来二十元钱给他，让他还给那个孩子，并向那个孩子赔礼道歉。那一刻，我觉得，我的教育收到了效果。果然，这类事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。

五年前，我收了一个一岁左右的小男孩。他太小了，晚上需要照顾，我只好把他抱来跟我一起睡。孩子小，嘴馋，没有东西吃就哭闹。我只好他要吃什么，就给他买什么。这些费用无法在账上处理，我也只能自己掏腰包。这孩子特别依恋我，我出来进去他都让我背着抱着，可是一到晚上，他把那小脸扭到墙壁那边，两只小手扶着墙壁睡。真不知这是为什么？有一天晚上，我换衣服，这孩子飞快地爬过来，抱住了我的胳膊，用脸在我的胳膊上擦来蹭去，一边蹭一边喊着妈妈、妈妈，直到偎在我的身上睡着。这一夜我没有睡，也不敢翻动一下，也舍不得翻动一下。此时，我明白了孩子们需要的是什么？他们要的就是一个家，一个真正爱他们，把他们当作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的妈妈。

这些年来，我越来越感到，山区孩子读书难，山区女孩子读书更难。为此，我产生了办一所女子高中的想法。为了实现这个梦想，我一直为此奔波着。为了筹集女子高中的资金，我努力了四年之久。就在今年1月7号，我姐姐从哈尔滨打来了电话，说我哥哥病危，一直在喊着我的名字，盼着想见我最后一面。恰好这时宣传部通知我9号到北京中央电视台做节目。我想，这下子，我可以见到我那弥留人间的哥哥最后一面了。我到了中央台，编导说：“张老师，我们找了个大企业家和你对话，能不能帮你解决点女子高中的困难，就看你自己了。”办一所贫困女子高中，丽江市委、市政府给了我100万元的启动资金，县委、县政府也给予了极力帮助和支持，但仅靠市县两级政府的财力是有困难的，这样的好机会，我真的不能放弃。我等着把这场节目录完，等来了这位企业家答应给贫困女子高中50—100万元资助的同时，也等来了另一个消息：我哥哥已经火化了。我百感交集，只能把遗憾和愧疚深埋心里，祈求哥哥在天之灵的原谅。

多年来，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和孤儿院的孩子，自己变得四壁空空，跟同龄人相比，也苍老了许多。但一想到我的学生，他们没有因为贫困而辍学，有的进入了重点大学，有的走进了军事科技院校的殿堂，有的已回到了大山当了教师、医生，为改变着家乡的穷山恶水而奋斗，我就感到满足、快乐、无怨无悔。没有组织的照顾和全县15万人民的关心，我不仅当不上全国劳模，恐怕早就不在世上了！我的选择，只能是加倍工作，报答党和人民，报答华坪的父老乡亲！

有人曾经对我说：“你已经快干枯了！一个人爱的能量是有限的，你却把它输出到了极限。”我的回答是：“我的爱永远输送不完！因为党和人民源源不断地为我输送着爱”。

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会倒下，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即使只是一滴水的作用，也会无所保留地奉献给华坪人民，奉献给社会！。

我的汇报完了，谢谢！